1991年初，海湾战争结束。经过有关各方的艰苦努力，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于10月份在马德里召开。会议确认了“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在此前后，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同以色列恢复了中断20年的外交关系。这种形势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实际上，经过几年的谈判，以色列有多开放，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都感到，两国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得悉，一直希望尽早建交的以色列方面，好像出现犹豫的迹象。原来，我国外交部已邀请以色列外交部负责人访华，以讨论两国建交的具体事宜。起初，以色列方面决定派出外交部副部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改为新任外交部总司长约瑟夫·哈达斯。哈达斯10月份就接受正式邀请，但却一直说忙，快到年底了，尚无任何成行的表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真的忙得难以脱身，还是另有什么考虑？

我当时在开罗担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通过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已同以色列外交部建立互通情况的“非官方渠道”。这时，我有关方面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摸清以色列方面的真实意图。这样，经国内批准，我同总分社副总编辑周则鑫从11月27日至12月4日再次访问以色列。

对此，利维愤愤不平地说:“你们兴许已经知道，阿伦斯不久前秘密访华，我事前一无所知。是报纸上曝光之后，我才知道的。我当即向沙米尔提出抗议。”谈到这里，利维把话锋一转，强调说:“但是，我确信，在同中国建交问题上，我同沙米尔总理是没有分歧的，没有矛盾的。在我们利库德集团之内是如此，在利库德集团同工党之间也是如此。”谈到以色列同中国的建交问题，利维说:“我们确实希望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早日实现，尽快实现。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们倒是可以先走第一步。如果你们今天发个邀请来，我明天即动身去北京。两国外交部长一见面，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我一直在等待去中国的那一天，希望那一天尽早到来。”

以色列人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原因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在亚洲配合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而中国人对犹太人进行了很好的保护。所以历届的以色列政府都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而犹太人更是对中国感激不禁。经常有犹。

利维坦率的谈话使我们确信，以色列政府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没有影响到中以两国建交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确实已到瓜熟蒂落阶段，不会再出现什么波折。这次以色列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沙米尔总理会见了我们。会见是12月3日傍晚在总理府进行的。沙米尔总理一向被认为是“不苟言笑”、“老谋深算”。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满面笑容地急匆匆迎上来。他身材矮小，上躯前躬，头发散乱，西装有点发皱。他看上去土头土脑，憨态可掬，同我想象中的一国政府之首脑简直判若两人。他很客气，频频让我们落座，同我们一起照相。他同我们谈海湾战争之后的中东局势，谈以色列政府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但是，说实话，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发展中以两国关系的意见。他说，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

因此他们对中国是怀有感恩之心的。

沙米尔的谈话就中以两国关系问题传达了一个正式而明确的信息。我们听后感到很高兴，急忙赶回下榻的饭店，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向总社发通稿。随后，我们又把沙米尔、利维和哈达斯有关两国关系的谈话内容综合成一篇报告，也径直发回北京，供有关方面参阅。后来得知，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和分析，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会见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告诉我们，北京的报纸和电台都已刊播我们采访沙米尔总理的报道。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以色列政府首脑通过新闻媒体第一次直接向中国人民讲话，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明以色列愿意同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因而非常有意义。

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条稿子虽是刊播了，但编辑部却给“做了大手术”。本来，在沙米尔的谈话中，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部分最重要，原稿是写进消息的导语和第一二段，然后才写他有关中东问题的谈话内容。但刊播的稿子却倒过来，先是他有关中东问题的谈话，共有四段;在第四段的末尾，才把他有关两国关系的谈话“捎带着”说出来，并且删得只剩下两句话。而人民日报在刊登这条消息时，编辑又作出“淡化处理”，将它放在国际版不大显眼的右下方，标题的字体很小，自然也没有突出两国关系的内容。显然，消息这样编发和版面这样安排，并不说明两家新闻单位的编辑们否认这条消息的重要性。

说以色列对中国好，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以色列和中国有的只是纯粹的国与国之间正常经贸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