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是社会化了的佛教活动场所，它通过对公元4至14世纪敦煌地区佛教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背景，莫高窟开凿背景与历程，到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现就如下几方面作些简单介绍。，

一、 佛窟营造是历史上一项社会活动

敦煌石窟（以莫主窟为例）最早是因僧人们修行之需而建，最初只是部分僧侣修行的场所，文献中记载为乐僔、法良创窟。大概是北凉占领敦煌的公元421年至433年间，北凉王沮渠蒙逊统治时代，有计划、有组织地一次性建成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体系的莫高窟一组洞窟；公元525-576年间，先后坐镇敦煌的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和北周宗室建平分于义各建造一大窟；史称“群臣缔构而兴隆”。从元荣、于义等倡导并身体力行开始，“尔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一千年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投身于敦煌石窟群的营造，佛窟营造成为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况在九、十世纪的瓜沙归义军时代更为突出。

根据文献记载，佛窟的名称前多冠以窟主之姓而称某某家窟，包括僧侣窟也是如此；官宦所建窟更是家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在一般佛窟的营造过程中，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的特征。

历史背景：敦煌石窟营建的一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中上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

二、 石窟艺术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与社会现状

公元5世纪前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所占领的地区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现存的他统治时期所建一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记为他“敬佛”的事迹之一。沮渠氏所谓的“敬佛”，完全是一种需要，为此目的不惜一切，甚至留下许多贻笑千古的丑闻；而目的达不到时又砸佛像毁佛法。但他是一方君主，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社会。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端头、是佛教东传汉地的第一站，早在魏晋时期，西域过来的僧侣就开始在这里的岩壁上开凿洞窟，在窟内创作精美的泥塑佛像和美轮美奂的壁画，借以宣扬佛家经典教义，吸引更多信众。到北魏时期，在信奉佛教的。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敦煌之东的河西一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

北周、隋初，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

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

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女皇帝，但唐朝时期出了一个武则天，她当皇帝前造舆论，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所以，在武则天当皇帝时期莫高窟就出现了弥勒大像，这也是历史的反映。

唐代中期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他们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见不到反映吐蕃文化的痕迹，尽管也有吐蕃王听法的壁画，但都是出自唐人之手，石窟营造者都是唐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唐风，这就很好地保存了唐文化。到九世纪时，敦煌最先归唐，唐朝天使在看到敦煌时曾感叹不已。

在一个洞窟内绘了十几幅大幅经变画，即所谓“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是从吐蕃时期开始出现的，归义军时代更盛，它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九、十世纪的张、曹归义军时期，每一任节度使都要修建大窟，名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实际上是个人历史功绩的纪念堂，当然也反映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代表性的佛窟有莫高窟第156、94、98、100、454等。

敦煌阴氏是敦煌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从西魏到唐末，在莫高窟建造了许多名窟，包括武则天时期的弥勒大像。他们因家族与社会需要修建佛窟，并挖空心思地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为开脱和辩解。敦煌的大族们就是利用营造佛窟，记录下了他们自己的历史。

三、 敦煌石窟在历史上的社会作用

敦煌莫高窟历史背景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后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

社会需要的事物，要对社会起作用。敦煌石窟艺术之所以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作用。比如壁画上描写一种七收的场景，它是现实的写真，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正是社会作用的体现。

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如莫高窟第428窟1200多名来自河西全境的僧侣像。148窟在抗蕃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第98窟曾使曹氏集团成功地完成了政权的接交与过渡，等等。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十世纪时，佛教在当时受到普遍信仰，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作用证明，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类利用宗教的一种手段。

四、 敦煌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色

莫高窟开凿的时间是前秦十六国时期，根据《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书中记载，曾经有位僧人经过这座山，猛然发现有一处金光闪耀，好像有几万个佛者，于是就在那处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来又有一个名叫法良的禅师也。

历史上，中国以孝治国，孝为立国之本。佛孝是不讲孝的，但在中国的佛经中出现了孝经，即报恩经、报父母恩重经之类，系中国僧人从其它佛经中选辑而来，因此被称为伪经。而这些表现孝道思想的伪经，同其它的真经一样制作为巨幅经变并列于敦煌石窟的壁面上；如《报恩经》，它最早出现是在唐与吐蕃争夺敦煌战争之际，旨在激励唐人抗蕃，表现中国人“战场无勇非孝也”的古训；在许多大窟中，《报恩经变》往往处于第一、二幅的位置；莫高窟还有“报恩吉祥窟”、“报恩君亲窟”等窟名，更是中国古代孝道的直接体现。

敦煌石窟艺术在制作方面，从石窟的建筑型制，如帐形窟、龛，到塑像的排列、天像图和经变画的构图等，都受到中国古代礼法制度的制约，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内涵的深层体现。

五、 佛教信仰与石窟艺术创造不同的社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