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夔龙的归于一人、前文所说许宝蘅的归于天意， 自不免偏激和片面，不值一驳。而恽毓鼎、严复的分析，因离清亡之期过短，也缺少“旁观者清”的理性。至于像《国闻备乘》一书作者、清朝御史胡思敬在《审国病书》中所声称，大清灭亡是由于摄政王载沣不够专制——“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32〕的说法，包括那些“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假如慈禧不改革而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的论调，则是无稽之谈了。

我们无意否认清朝灭亡的必然性，这样的观点也早已有之，恽毓鼎就曾借唐代文学家韩愈之语如此评论清之亡：“昌黎所谓‘其绝必有处’，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33〕近代学者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虽有其偶然性，但是发生是必然的、清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存在着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34〕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

决定一个政权命途的，从长远看，自然是政治、经济、军事、民心等历史合力的结果——比如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军事孱弱、民心背弃等。但从短期看，危机爆发后临机处置的正确与否也起到延缓或加速的作用。只是众多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著作，往往对清朝最后的120天一笔带过，关于武昌起义后清廷的应对多只是寥寥几笔，而缺乏翔实、深入的剖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鉴于此，本书将关注的时间，集中于从武昌起义爆发的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 到清帝退位的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 这120多天。这120天也是统治中原268年的清朝最后的120天。我们并没有对辛亥革命进行全景式的展现，而是沿着清廷处置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从京师动荡、清军南下、官场乱象、袁世凯出山、南北议和、财政困局、退位疑云、政权交接等方面，对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事件、重大论断做证实或证伪；同时，以清宫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尽量还原这120天的历史真相，向读者们展示起义爆发后清廷由惊恐、慌乱、挣扎到无奈退位的历史进程。探寻真实的历史进程，能够促使我们再次反思清朝的灭亡。

所有这些，都将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在本书中，读者朋友们将看到京师官员的惊慌失措、看到底层民众遭遇粮价飞涨和金融危机的乱世哀痛、看到鼎革之际袁世凯汪精卫孙中山等的博弈与妥协、看到隆裕太后面对覆亡尽出内帑的无奈与无助……而如此种种，都是肇始于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夜的那一枪。

这枪炮声，是如何穿越一千多公里，传入紫禁城的呢？我们就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去看看清廷中枢是谁最先获知消息、第一时间又是如何反应的……

1911年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在同盟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设立起义总部，准备发动新军起义。由于计划泄露，起义机关被清军破获，形势危急。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营熊秉坤率部首先起义。各营奋起，攻陷总督衙门，占领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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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涉及时间的间隔较密，为行文方便，只在关键处加注公历时，其余处以旧 历时间为主。读者可参看本书所附“120 天大事记”的时间线索。

〔2〕关于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熊秉坤率先开枪说是长期以来较主流的看法。冯天瑜、张笃勤先生借助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档案，考证认为打第一枪者为士兵程正瀛。参见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7—253页。

〔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58页。

〔4〕清朝的统治年限有三种算法：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为296年，从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算起是276年，从1644年顺治入主中原算起为268年。本书从通史计算办法，即第三种算法。

〔5〕《辛亥首义史》，第7页。

〔6〕《辛亥首义史》，第8页。

11日晚和12日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武昌起义成功得这么快，是大家所没想到的。这时候，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的事件，领导人。

〔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76年，第104页。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43页。

〔9〕杨天石：《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2013年，第311页。

〔10〕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394页。

〔11〕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历史》第2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1 、页。

〔12〕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78页。

〔13〕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总49、50号。

〔14〕《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2—583页。

〔15〕《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83页。

〔16〕正如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的，由于“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要想计算出晚清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分困难的。据该书估算，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3.4亿两［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下卷，第9页］。纪录片《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

〔17〕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29页。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19〕周叶中、江国华主编：《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20〕《时报》，1908年9月6日。

〔2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79页。

〔22〕铁道人：《铁庵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

〔23〕《时报》，1911年5月18日。

〔2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

〔25〕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6页。

〔26〕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2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16页。

〔28〕《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7页。

〔29〕《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6页。

〔30〕马勇：《清亡启示录》，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31〕马勇：《重寻近代中国》，线装书局2014年，第170—171页；《清亡启示录》，第 11 页。

〔32〕胡思敬：《退庐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301页。

〔33〕《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77页。

〔34〕《帝制的终结》序言，第4页。

这本书选取的叙述角度是以往作品中很少见到的，虽然有很多对历史细节的考证，但全书的笔法和架构，仍然是在面向知识大众来讲诉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前的相关活动。而且作者格外注重通过交代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来补充细节，从而使整个历史重建更具有引人入胜的真实感。可以说这是一部主题和写法都非常吸引人的作品。

精彩摘读

后记

家住东华门附近。从南阳台西望，故宫的红墙黄瓦、垂檐庑殿尽入眼帘。出门南去不远的锡拉胡同，是当年袁世凯私宅所在地，可惜今天已难觅踪迹。再往南一点，就是连接东华门和王府井步行街的东安门旧址，距宣统三年袁世凯下朝遇炸处咫尺之遥。如今，东安门早已被拆，昔日的玉河也被填平成今天的南河沿、北河沿大街。出门往北不远，则是翠花胡同，当年黎元洪寓所即位于此，后为翠园，今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所在地；毗邻黎元洪寓所的，还有张勋的宅院。可以说，我举目所望，很容易就能找到与当年辛亥革命有关的痕迹。

2、立宪党人与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抛弃及寻找新代理人。3、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4、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2016年9月，在前一本书《左宗棠传》交付出版社之后，我开始动手将五年前写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四五万字文章重新加以整理扩充。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一猛子扎进去，竟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四五万字的文章，是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之际，为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为此，我曾经用半年的时间到故宫西华门附近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辛亥革命的清宫档案。名为“清宫档案里的辛亥年”系列文章在当年国庆期间刊出之后，曾谬承档案界和史学界一些人士的关注。但时间短暂的查档，也让这系列文章多少显得仓促，留下不少遗憾。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三、简介：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

幸运的是，就在201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八十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尽管此前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煌煌八册的《辛亥革命》也收录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清方档案，但远不及这八十卷本集中和全面。此后的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将这八十卷“档案汇编”，尤其是武昌起义后的四千多件档案一一浏览并做相关的摘录。之后才敢动笔对此前的系列文章进行扩充，最终构成本书重点关注的八大版块内容。

在研究辛亥革命时， 让我感慨运气如此之好的， 还不仅于此——也是在2011年之后，《袁世凯全集》《醇亲王载沣日记》《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等资料相继推出。它们，加上此前出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那桐日记》《汪荣宝日记》《绍英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宝蘅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等，为相关史事的考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百多年来，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成为显学：研究前贤比比皆是，相关资料卷帙浩繁，终一生也未必能穷尽。但以笔者不算精深、不算广博的阅读所见，辛亥革命若干重大史实中莫衷一是的情形亦可谓比比皆是。

本书虽非辛亥革命全景式研究，但沿着清廷处置武昌起义的时间链条，基本涵盖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辅以字里行间的交代，让读者阅后能对武昌起义后的全貌有所了解。作为一本新作，自然要有新意。借助前文所说的权威史料，我们得以在史实真相的基础上厘清清朝最后120天的历史脉络，并提出若干新论——这主要体现在探索新领域、确立新发现、提出新论断、进行新梳理上。

新论断方面。如在以往史书中，南下督师的清陆军大臣荫昌一直是怯战的角色：传说他在火车上指挥部队，火车一前一后都挂着车头，以便随时逃跑，还因害怕而南下止步于河南信阳、未入湖北境内等。《调兵南下》章考证发现，荫昌最南抵达湖北滠口——后来袁世凯也止步于此；抵达前线后，荫昌积极筹饷、筹粮、筹军械，为后来冯国璋攻下汉口、汉阳奠定了基础。

新梳理方面。以《南北议和》章南北双方究竟停战几次，《清帝退位》章隆裕太后究竟有多少内帑银、御前讨论退位的会议究竟开了几次等为典型。

这些，我想在别的书里或许是读不到的。而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旨趣，在于“史实重建”——通过清宫档案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通过证实、证伪和梳理，最大程度地还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史论高于史实的偏见。持此论者，往往忽视了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忽视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忽视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如此，使得史实成了为结论服务的工具、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本科所读的考古专业之一大特色，就是利用田野发掘资料考证历史。但那时年轻的自己，对就读于这样一个冷僻的学科颇有不甘，时常懊悔高考时的选择。此后有囿就业和生存压力，改学了新闻。如今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在业余时间注力最多的，竟然是历史，尤其是和考古有些相通的史实考证——在无知和无意的彼时，竟播下了自己内心里最钟爱的种子；在人生路上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回望这些，自不是后悔之意，但也不免感慨：已经回不到从前。好在韶华虽逝，探索未知的初心犹存。

只是无论如何努力，历史研究总会留有令人无奈的空白。仅就清朝最后这短短的120天而言，诸如袁世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汪精卫，两人聊了什么；袁世凯是否曾给冯国璋下过“不破汉阳，不足以寒民军之胆”的电文；清帝退位诏书最初蓝本究竟为谁所拟等悬念，只能求之于高明了。

刘江华

2018年11月28日于北京东华门寓所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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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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